母亲之死

日记里的记忆

　　母亲之死
　　文/阿新
　　1
　　母亲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晚霞。病房高居于七楼上，没有什么能挡住视线。橙黄的天空就像一个心犹未甘的失意者，久久徘徊不肯退去。
　　母亲的病已到了癌症晚期，肿瘤扩散到她的全身，没有办法挽救她的生命了。白天和夜晚的大部分时间，她手上吊着点滴。没有人告诉她，里面除了生理盐水和葡萄糖外，只是一些镇静止痛的药物。但是，母亲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在她刚住进这家医院的时候，有一次我来看她，她指着一个腹部臃肿走过门外的女人说，你看，她已经生腹水了，活不了多久了。那时母亲身材姣好、充满战胜疾病的信心。现在，母亲也肚腹大得连移动自己都很困难，我回想起当日情景，真是恍如隔世。
　　医生每过几天就会为母亲抽一次腹水。圆珠笔芯粗细的针头从母亲的后腰插进去，寒光凛然，让人心惊。
　　医生告诉我，腹水不能抽得太多太频，否则将危及生命。目前抽取量根本赶不上生长的速度，这样腹水将越积越多，等到淹没肺部，母亲将会窒息而死。半月前母亲感到呼吸困难，医生便搬来了氧气瓶，一条皮管接到她的鼻孔里，供氧的节奏大致与人的呼吸相同，当氧气通过装水的过滤瓶时，会冲起一连串的水泡，咕咕噜噜发出类似水烟袋的声音。
　　走廊里静悄悄的，咕咕噜噜的声音响亮刺耳。大多数病人跑到楼下的花园里乘凉，三两个力衰的在走廊里无声地走动，碰了面点点头也不搭话。偶尔他们会在母亲的病房外稍作停留，一张毫无表情的模糊面孔就会出现在玻璃后面。
　　母亲似乎有些疲倦，弓着腰，将额头搁在横跨于大腿之上的木几上。残照依然不灭，而逐渐暗淡的天光将燥热逼进屋里，各种气息蒸腾起来，屋里便有了难闻的怪味。母亲对此浑然不觉，也许她就那样睡着了。这时，门玻璃上出现了一张模糊不清的脸，仿佛贴在上面，一动不动。
　　2
　　那是我的脸。
　　我在那个一生中最漫长的黄昏回到了医院。没有人知道我会回去。
　　三天前，我在这个病房向母亲告别。我说，妈，我走了。那时是晚上10点半，我攥着一张午夜开往北方一座城市的火车票。我在那里读书。母亲就像现在这样，把额头靠在木几上，昏昏欲睡，听到我的话，猛然警觉地抬起头来，一双眼睛像刚刚从水里挣扎着浮起来的小动物，惊恐地抓住我声音的方向，一瞬间停止不动，随即如同一杯倾覆的胶水，绝望而缓慢地松弛下来。
　　我以为母亲又会说，你这一走，妈再也看不到你了。这是她这几天反复念叨的那句话。谁知真到告别时，她只这样无声地点点头，泪水滚滚而下。我提了行李转身就走，不敢回头，再看到母亲这样的目光，我相信我会立即碎裂。
　　父亲和妹妹轰轰隆隆地站起来，像被什么东西追赶似的争先恐后地跟了出来。刚出病房，妹妹忽然大哭起来。我知道她为什么哭，临别前长久的沉默差不多把她那颗涉世未深的心压成了齑粉。她能这样无拘无束地大哭，表明了她年龄上的优势。但哭声不合时宜——许多人从病房中钻出来，相互询问：谁死了，谁死了？
　　我迅速离开了医院。而母亲的眼光已流水般泻入我的心中，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晚穿透天空，抚摩辗转难眠的我。
　　我根本没回学校，我委托同学帮我请了假，说要留下照顾病危的母亲。在去火车站的半路上，我就下了公交车。三天来我潜藏在医院不远的一个小旅馆里，每天凝望着医院的大门和窗户。
　　此时，我站在门外，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母亲那模糊下去的臃肿身影，仿佛手捧一幅年代久远晦暗难辩的旧画，欲罢不能却终将释手而去。
　　3
　　我的母亲并不漂亮，但轮廓分明，曲线清晰，当年别有神韵。母亲十分要强，精明能干，性情急躁，严厉有余而温柔不足；有时候又活脱一个没长大的少女，活泼好动，天真任性，与老谋深算的父亲相比，像个不会捉迷藏的孩子，顾头不顾尾。因此她总是生机勃勃，性格鲜明。
　　在医院的那些日子里，分析母亲的形象成了我的消遣之一。
　　多年前母亲就感到下腹部时常隐隐作痛，她以为是一般的妇科病，医生也是这样给她说的。吃些止痛片之类的药物，疼痛就消失了，因此母亲一直不以为意，谁知道会种下这么大的祸根呢？等到五年前检查出癌症时，已经晚期了。
　　据说像母亲这种情况一般只能存活1到2年，但母亲的不屈不挠为自己树立了丰碑。五年之中，她接受了多次手术，做了无数次放疗化疗，试过了数不清的民间偏方，还练过多种气功。各种治疗手段达到的唯一效果是彻底破坏了她的生理系统，肿瘤疯狂繁殖不受任何抵抗。
　　母亲在半年前住进这所医院时，食欲味觉全失，每天吃不了一碗稀粥，头发也差不多掉光了，而且因为生满腹水，不能躺下，只能坐着。父亲就找人做了一个木几，横架在母亲的腿上，母亲坐累了可以趴在上面休息，晚上睡觉也只能这样。
　　我时常长久地注视着坐在床上昏昏欲睡、浮肿得不成样子的母亲——已经无法与她过去简明干练的模样联系起来。在这里，无论医患都称她“16床”：“16床拿药”，“16床打针”，“16床输液”，“16床量体温”……母亲从躺倒在这所医院等待死亡开始，已经悄悄完成了对自己的抽象。最后人们会说：“16床死了”。
　　母亲的病使我们这个家庭名存实亡。为了治病，父亲带着母亲东奔西走，许多日子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很少顾及家庭。母亲检查出癌症时，我刚读高一，妹妹读小学五年级，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我和妹妹一起在家里度过的；我上大学以后，妹妹只好寄居在他人家里。
　　整个社会高速的经济发展在我们的家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生活仿佛在五年前突然停顿了：空寂的房间里，70年代中期的家具，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老式的单缸洗衣机，都无声而又伤感地呈现着母亲当年建设这个家庭的丰功伟绩。
　　4
　　整整一个假期我都在医院服侍母亲，见惯了母亲遭受的巨大苦难。我深切地感到，描述这些非人的磨难，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对于我的母亲而言，残酷的放疗化疗，不能吃不能睡，头晕脑胀，四肢无力，疼痛难忍，生活不能自理，还是其次的事，最大的苦难是希望随着病情的加重一天天离去，而绝望占据了她全部的心灵。
　　有谁能够承受剥夺一切希望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接受死亡判决，他体验过没有希望时的巨大痛苦。我母亲最后一次住院，无异于接受了死亡判决，而等待死亡来临的过程，却比陀思陀妥夫斯基所遭受过的要漫长得多。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的是心理上的折磨，但再绝望，他甚至还有能力将生命的最后五分钟分成三段，并为它们一一做好安排；而绝症，不仅以恐怖和绝望来摧残人的精神，而且通过对肉体的每一个细胞的蚕食，通过对每一根神经的啃咬，腐蚀着人的意志，直到夺去一个人最后的一点尊严。
　　“不，对人可不能这样！”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喊出这句话时，他可曾想过有比处死更可怕的事情？
　　可是我的母亲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折磨？她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只能眼睁睁地看到我的母亲在苦难中沉浮，我只能幻想上帝降临，把我的母亲带到永远没有痛苦的地方去。
　　鲁迅说，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让他死得没有痛苦。只有亲眼看到过生己养己的父母受尽磨难的人，才可能说出这样痛切的话来。但是现在医生对我母亲又能做些什么呢？既不能给她生的希望，也不能解除她死的痛苦。当然，这个医院的医生们还是忠于职守的，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无可挑剔。我不知道对待像我母亲这样的病人，这种忠于职守究竟是对生命的关怀还是对生命的蔑视。面对人类最为深重的苦难，良心和道德的拷问会往往会变得非常无力。
　　5
　　父亲如一片树叶在黄昏散凉的人流中时起时伏。父亲有些像一个无所事事的流浪汉，而不像一个中年丧妻的不幸的人。他在卖“退字灵”的地摊边看一会儿，在旧书摊边翻一阵子，又在一堆女人的内衣裤中挑挑拣拣，最后什么也不买，直起身来东张西望。
　　我非常小心地不让他看到。我已经这样跟踪了他两个黄昏。在他的意识里我已经在三天前乘火车回北方那所大学去了。
　　我在等待一个机会。
　　其实我并不喜欢跟踪他，这倒不是出于道德，而是由于无趣。他大多数时候不过就那样无聊地游荡而已。有时候他会一头钻进录像厅里，去看一部名字充满诱惑，而内容以现在的标准连三级片都说不上的录像片。
　　我第一次跟踪他完全出于好奇，因为他总是找一点很小的理由例如买菜买油之类，半天不回来，似乎是在有意延长回医院的时间。我对此深表理解。常言道“久病无孝子”，何况是夫妻？我引用这句老话并不是说父亲已经对母亲毫无感情，而是为了说明人们在生活中的一种状态。夫妻关系总是在一方生重病的时候变得异常具有道德的含义。可是一个健康的人，谁又甘于忍受一连数年呼吸死亡气息的生活呢？
　　母亲住院的时候，都是父亲丢下工作，带了钢丝床和日常用品，冬睡病房夏睡走廊，每日用酒精炉给自己煮面条，辛辛苦苦照顾母亲。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从母亲生病那一天起离父亲而去。父亲沉默，像一个旁观者。
　　母亲在日益病重的时候，加深了对父亲的依恋，而这种依恋在父亲不在眼前的时候会以怨恨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父亲以很小的一点理由，半天不回来的时候，母亲就会十分不安，怨道：他又到哪里去了，这人，这人一辈子都是这样。再过上一会儿，母亲就会开骂：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叫汽车撞死在外面才好。等到父亲终于回来，母亲就会变得如一个少女那样地安静，就像刚才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有时候他们会相互依偎在一起，低声细气地说上好一阵话，那场景，传达着相依为命的真实含义。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经人介绍而结合的，与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夫妻没有什么两样。那时他们都在北方的一个三线厂工作。母亲去的时候刚满十八岁，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他们在那里生了我。
　　我在那里长到六岁，现在我还记得高高的烟囱、轰鸣的机器、堆积如山的焦炭和巨大的传送带，还有每天晚上准时开入厂区的火车。那个工厂四周都是山，大人们不许小孩们随便跑出厂门，说是山里有狼。到了星期天父亲他们一早带了猎枪出去，天擦黑时会带回野鸡、野兔回来，有时还能打到黄羊。我还记得，每到厂里放电影的时候，在一块空地的大树上，高高地挂起银幕，方圆十多里的老乡，络绎不绝地前来，在场地里大呼小叫。我们厂里的人事先把中间的位置全部占据了，嫌老乡们太吵，为他们无知无识的议论而讥笑——父亲母亲们表现着他们的优越感。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是突然离开那个母亲渡过她自己的黄金岁月的地方的。母亲那时正怀着妹妹，他们千里迢迢调到现在工作的工厂。先是辗转旅途，然后忙碌安顿，然后是生妹妹。在我看来，这座四周都是稻田的工厂，既没有山里那座那般气派，也没有那样有趣。更糟的是，父母突然变得互相不说话，而且似乎有意避免在一起。父母双双把我拥在怀里的时代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
　　父亲变得沉默寡言，老是一个人泡在厂外的小酒馆里。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妹妹突然发高烧，母亲急得不行，要我去把父亲找回来。父亲在小酒馆里喝得烂醉如泥，我扯着他喊，爸、爸，妈叫你回家。他抬起头来，眼睛是红的，喉咙里发出类似一只受伤的狗一般的声音。我不回家，我不回家，回家有什么意思！父亲像一个小孩那样尖声尖气地叫。
　　我突然觉得父亲很滑稽，像我的一个小朋友生气的样子，这与他平时的阴沉和严厉完全是两回事。我为这一发现而幸灾乐祸。我想我当时一定笑了一声。父亲显然误会了，他说，你笑了，你也懂了？他像对一个大人一样把手重重拍在我的肩上，不加控制地笑起来，我也狡猾地跟着笑了。
　　那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故事里说的那些隐身小人，明察秋毫而别人永远看不见。在我成长的岁月，千百次的事实强化了我对隐身人的信念。因此，在这个人潮如涌的黄昏，我有理由相信我站在这里心明眼亮而没人看得见我。
　　6
　　我研究着从我身边经过的一张张脸，它们被暗淡的天光涂抹得平淡而又庸俗，我只好用好看或不好看表达我对它们的感受。
　　我猜想在每张脸的下面都藏着一部历史，一部每时每刻都在自己的内心轰轰烈烈地上演着的、活生生的、甚至也可能是惊心动魄的、了不起的历史。现在，它们被黄昏无情地捶打成了薄片，飘浮在模糊的街头里。
　　人生无异于一根火柴，划出对自己已是很壮观激烈的光来，然而谁也免不了熄灭和被弃的命运；遇上质地欠佳或者命蹇时乖，刚一划燃，噗的一声就熄掉，这就叫做早夭。伟人之异于常人，也不过是他们在教科书上留下了一个抽象的符号，而他们心中那部最真实历史，永远不可能为人所知。
　　7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我极力要在头脑中连缀母亲的历史，可是我发现它们只是一堆散乱的碎片，我的母亲不可避免地变得模糊而又遥远。
　　母亲在生病之前是工厂的宣传科长。工厂有一千多人，跟我幼年时生活过的那个厂属于同一系统，工厂的四周都是稻田，再加上它是部队企业，越发显得保守而又闭塞。
　　八十年代之前，厂里最好的娱乐方式是看电影，母亲的一大能耐是放映前鼓动各车间的工人相互赛歌。人们很真诚很质朴，唱得热血沸腾、声震屋宇，用她的话说就是“成功地保持了部队的优良传统”。
　　到了八十年代，母亲说宣传工作要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她跑到城里请人来教工人们跳舞，还培养了厂里自己的乐队。每到周末，厂里像过节一样热闹。不过这些从部队下来的工人们，原本男人与男人一起，女人跟女人扎堆，大家很投入地共唱革命歌曲，现在却是你拥着别人的老婆，我抱着别人的丈夫，一投入就不免发生些跳舞以外的事情。一年不到，闹离婚的就有十多对，还有女人跑到我家又哭又闹，说我母亲破坏了他们的家庭。母亲总是耐心倾听，尽力调解，兼做起妇联主任的角色，还真有在她努力下破镜重圆的。
　　母亲刚住院时，有很多领导、朋友和同事跑来看她，在母亲面前感叹赛歌的风气随着她的生病而消失了，厂里的业余生活也变得死气沉沉，大家衷心希望母亲快些康复。听到这里，母亲每次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那时母亲爱跟人谈工作、谈生活趣事、社会轶闻，活泼而乐观。她用从报上看来的战胜癌症的事迹鼓舞自己，说是要打破存活纪录。
　　后来，母亲的朋友和同事要过很久才会来一个两个。这很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知道母亲非常盼望她的朋友和同事们的慰问，为此，她对门外的任何声音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能分辨出他们每个人的脚步声。有时候，我坐在椅子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本花里胡哨的杂志，母亲会突然说，你王叔叔来了，或者你李阿姨来了。在脚步声由远及近，逐渐来到门口的那段时间，母亲嘴角带着笑意，眼中掩抑不住兴奋。
　　母亲变得希望跟来人谈自己的病，喜欢诉说自己的痛苦。我猜测母亲已经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诉说成了她表达悲哀的一种方式。母亲的诉说总是千篇一律，而且总把每一次诉说都当做第一次：痛，胸闷，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活着受罪。我想死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每到这时，听的人就会睁大眼睛，提高声调，责备似地说，你怎么能这样想？病么，总得慢慢治，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母亲听了就会身体后仰，靠在垫得高高的枕头上，闭上眼睛，流出泪来，缓缓地说，我放心不下婷婷，她还那么小。
　　母亲闭着眼睛看不到她的朋友们怎样从最初的悲痛同情转化为后来的敷衍和厌倦，看不到我心中如何为她难受为她哭泣。
8
　　我的妹妹婷婷还不到十三岁，在父母亲经常缺席的情况下，已不知不觉度过了童年。在满墙壁港台影星的不干胶照片里，妹妹早已习惯了没有母亲的生活。
　　妹妹长得很像母亲，不过仅仅继承了母亲的轮廓，而没能继承母亲的精神。生病前的母亲坚强而又大度，妹妹却过分软弱：她可以无忧无虑地和她的小朋友们疯上一天，但谁要在她面前提起母亲的病，她马上就开哭。发展到后来，她的同学甚至不敢当着妹妹的面议论任何人的母亲，因为只要一听到“妈妈”这个词，妹妹就会认为是对她这个快失去妈妈的人的讽刺和嘲笑。
　　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妹妹的脸，没有发现丝毫父亲的影子。我怀疑妹妹不是父亲的孩子。当父亲找个借口几个小时不回医院时，我就爱这样胡思乱候想。我设想妹妹是母亲某次浪漫际遇和激情暴发的结晶，作为对我平庸而又阴郁的父亲的回报，我愿意这是真的，这样他们之间就能达到一种奇异而又世俗的平衡，我母亲的青春时代就会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但是父亲爱妹妹，似乎甚于爱我。
　　母亲最不放心的也是年纪尚幼的妹妹。每次妹妹到医院来看母亲，母亲总要说，婷婷，妈妈死了，你怎么办呢？言迄大哭，完全无视我和父亲的在场。妹妹也糊里糊涂地跟着哭。父亲一如既往阴沉着，而我如坐针毡，但我总不能说：放心去吧，有我们呢。
　　母亲变得猜忌多疑。人们常说“病魔”，可有几人体验过这个“魔”的真实含义？有一次在我买回来的一张报纸上有一则消息，说是一个禽兽父亲竟然强暴自己的亲生女儿。恰好过了两天妹妹来看母亲，我无意中听到母亲悄悄对妹妹说，你以后晚上睡觉一定要把门插好，别让你爸爸进去。妹妹似懂非懂地点头。我相信那时候是魔鬼强占了我母亲的灵魂，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9
　　父亲的行动似乎依然没有目的，他进了一家电器商场。他常到这个地方，有时候他会被电视里放着的庸俗喜剧吸引，挤在一群民工中间，傻呵呵地笑；有时候他则转一圈就径自出来，草草地结束他的旅行，回到医院和人谈一阵天，然后早早打开钢丝床，和我一样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彻夜难眠。
　　但是在这样让人浮躁的黄昏，我不相信他会那么快回到医院。
　　很多次我站在病房的窗口，猜度医院将肿瘤科病人安排在住院部最高层的潜在用意。向下望去，水泥地亮光光没有遮拦，像潭灰色的水。
　　母亲也曾站在窗口长久地向下看，那时她还能走动。一天父亲回厂报医药费去了，我正用酒精炉为自己煮面条，母亲忽然叫着我的名字，说，我真的想死了，我自杀算了。
　　仿佛触动的某种潜藏已久的东西，我心中陡然一惊。我不敢看母亲。后来我说，妈，你怎能这样想，是我们不好吗？
　　她说，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我好不了啦，我好苦啊。——活着还有什么用？反而拖累你们。
　　我说，妈，病么，总得慢慢治……我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小了下去。母亲转头看窗外，仿佛没听见我的话。
　　那晚我早早地上了床，竖着耳朵睁着双眼，就像一只黑暗中的猫。母亲伏在木几上，偶尔发出痛苦的呻吟，声音在寂静的房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有时候，母亲长久地没有任何声音，我疑心她是不是悄悄过世了，我想，在那种神圣的时刻，任何人都没有打扰她的权利。
　　我躺在失去弹性的钢丝床上，一动不动，脑里乱成一锅浆糊。不知过了多久，我睡着了，朦胧中，我被一种古怪的声音惊醒，我猛地睁开眼睛，看到了澄蓝的天空和一轮明亮的月亮。母亲站在窗前，光洁如玉的头上，零落的几缕头发冉冉而飞。
　　我差点叫出来，心怦怦乱跳，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只好死死地躺在床上不敢动弹。我双眼含泪，澄蓝的天空化成无边无际的温柔的大海，那里没有苦难、充满希望，我的母亲像一只轻盈的鸟，展翅投入它的怀抱……
　　我看到母亲抬着笨重的身体尝试着向窗台搭上她的腿，左腿刚刚跨上，又像被蜇了一样神经质地缩了回来，她这样重复了好多次，后来我看到她捂着脸，肩膀抽搐着，无声地啜泣。
　　10
　　由于长期坐着，肌肉萎缩的缘故，母亲已不能走动。在为母亲擦身体的时候，我特别留意过她的腿——苍白如纸，没有弹性，松软得像块豆腐，似乎轻轻一拂，就会带下一块皮肉。我想这样的一双腿再也没有力量支撑起她的肉体了。
　　有一天妹妹寄来一封信，大意说，现在她已经可以自己做饭做菜，洗衣服打扫卫生，知道自己照料自己，生活得很好，总之：“一切都不用妈妈操心”。母亲看了信，怔了半晌，流出泪来，一整天都在自言自语，婷婷长大了，妈妈没用了，妈妈没用了……
　　我细心地发现，母亲在向别人诉说时，常常哀怨，我怎么还不死，你们让我死了算了。那天晚上，母亲在窗前一定想了许多我无法理解的东西，当她发出那声让人痛心疾首的叹息然后缓慢地回到床上时，我知道母亲那腐朽不堪的血肉之躯紧紧束缚住了她向往自由的高贵灵魂，让她在命运的旋涡中没完没了地徘徊。
　　11
　　那个站在电线杆下的女人性感风骚。父亲绕着她转了大半圈，那女人冲他一笑。我老远就能看到父亲神色慌乱，故作镇定想要走开，可是刚走几步就有些走不动，又回过头来看那女人，——他一辈子就这样没出息。那女人看他一眼并不搭话，扭腰向路边的一个小巷走去，父亲连忙非常默契地跟了上去。父亲的这种节目我看过几回了。
　　穿过前面那条小巷，是一片僻静的树林，那里有好多野鸳鸯，进行着交易。我还知道这种事情的价钱通常是30到50元。他们将找到一块无人的角落。我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返身快步向医院大楼走去。
　　在住院部顶楼的拐角，有一排铁梯直通楼顶。我喜欢爬上去在习习清风中观赏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流淌的人群。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我盘坐在楼顶的边缘，耐心等待黄昏的陨落。
　　向下望去，水泥地面如灰暗的水，静止不动。当夜幕拉拢时，将弥合楼顶与地面不可超越的界限，而黄昏仅仅是一场缠绵的仪式，委婉地晕染着那无声而巨大的一瞬。我张开双臂，像只即将出巡的蝙蝠，向呼之欲出的黑暗投去深情的一瞥。
　　我脚下没有大地，头上没有星星。
　　我是被黑暗融化的隐身人。

12
　　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收拾行李。门口静悄悄的，母亲骑过的自行车歪在楼道里被蛛网封住，钢圈上生满铁锈。多年前母亲亲手挂上的竹帘破蔽不堪，有一边断了线。屋里有股霉味，家具上落满灰尘。
　　我坐在屋子中央沉默良久。墙上镜框里，母亲的每张照片都目光忧郁。我取出一张两岁时和母亲的合影。母亲抱着我，照片上的她和我都面无表情，注视着画外的虚无之所。我把它夹进准备带走的书里。
　　我打开那台黑白电视机，把声音开得大大的，放手大干起来。我把屋子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老式家具的每一面都擦得锃亮，给阳台差不多干死的花草浇透了水，修好了门帘并把母亲的自行车擦得焕然一新，就像母亲马上就要骑它出门。
　　晚上，我把妹妹叫回家，对她说，你很久没去看过妈妈了，明天跟我一起进城看看妈妈。妹妹吞吞吐吐半天，说，哥，我不去行不行？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怕见了心里难受。混蛋！我勃然大怒，跳起来一个耳光扇过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她。
　　夜深了，妹妹还在里屋别了门抽抽嗒嗒地哭。我再一次长久地看着镜框里的母亲，满怀柔情地回忆起与母亲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我以这种方式向我的母亲告别。
　　13
　　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我倒了便盆回病房，看到母亲抓住输氧管神色惊慌：我吸不进气，快来看是不是坏了，她说。我检查了一下，将气门开大了一点。
　　母亲连忙接了过去，塞进鼻孔。还是不行，快、快叫医生！她喘着气喊。我快步跑到值班室。医生们刚好在换班，值班室乱哄哄的，男男女女在里面说说笑笑。
　　我冲进去叫，医生，请你们快去看看，十六床有危险了！他们看看我，仿佛没听见。我重复了一次。一个中年女医生和蔼地说，马上就要查房了，你先回去等着。
　　我认出这就是母亲的主治大夫。我说，十六床呼吸困难，情况不好。她点点头说，知道了，不要紧张。我见她脸色平静，稍感放心。我回到病房告诉母亲医生就要来了，母亲紧紧抓住输氧管点点头。过不了一分钟，她喘着说，怎么还不来？我忙道，我再去叫。
　　值班室依然混乱，女医生正在换白大褂。我说，医生请你快些，十六床有危险。她依然不温不火地说，你看我不正要去吗？我退出门外，看到她给一个护士交代着什么。我有意放慢脚步，觉得走廊在那个早晨变得特别短。
　　我畏畏缩缩地出现在母亲面前，不敢看她。我说，医生马上就到。母亲低着头一言不发，随后又抬头看我，眼光由狐疑而至恐慌。突然她尖声大叫起来：他要害死我！来人哪，医生、医生，救命、救命！……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这样陌生而又让人惊心动魄的声音，尖厉得像一阵疾风暴雨，将我的大脑扫荡成一片空白。我被这可怕的声音摔出门去，跌跌撞撞扑向值班室，差点撞到正要出门的那位中年女医生的身上。在她的身后，紧跟着一个端着瓷盘的护士，盘里放着巨大的针筒和圆珠笔芯粗细的针头……
　　14
　　现在，我握住门上闪光的镀铬手柄，寒意如剑，刺得我肌肉发硬。我试着轻轻一转。我看到母亲伏着的身体缓慢而警觉在抬起，眼光子弹般射向门口。我几乎本能地向墙后一闪。听一听，里面寂静无声。走廊里空无一人，没有任何人看到我。病人和家属们呆在房中闲谈或看电视，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传来。我定定神，细细地再一次在心中梳理了一遍将对母亲说的话。我会告诉她三天来我对她的思念，我会骗她因为思念她，我一回到学校就向老师请了长假，然后赶回来了，我还会扶着她下床活动，然后扶着她来到窗户边……
　　不再犹豫，我再次紧握手柄。我将笑容满面地出现在母亲面前。我将带我的母亲飞到没有痛苦的地方去……
　　15
　　母亲像一只自由的鸟，飞翔在深不见底的夜空里。
　　16
　　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像发生了地震，许多脑袋从病房里涌出来，在走廊里乱撞，许多窗户被猛然推开，玻璃碰得哗哗响，许多双腿兴奋地向楼下奔去。
　　十六床，十六床……我听到无数的声音在医院的上空碰撞。
　　我看到一股旋风把人们从各个角落卷出来，落叶般越堆越多。我眼花缭乱而心静如水。两个小时后，我会乘上一辆途经我上学的那座城市的快车。我会在明天上午十点半回到学校。
　　最迟明天下午，我会在学校的宿舍里收到父亲的加急电报：母病故速归。
　　我转身向黑暗深处奔去，在我身后，灯火通明，人声如潮。
　　17
　　很多年前，还在山里的那个工厂，母亲到外地出差，父亲早出晚归，很长一段时间，我成了没人照管的孩子。那天下午刚下过雨，我和一些孩子在铁路边玩耍。记不清什么原因，一个大孩子一把将我推倒在水坑里，等我爬起来，他们早跑了个精光。
　　我满身泥污，一边哭一边往家里走。满是积水的路上空无一人，灰亮亮长得没有尽头。我听着自己的哭声，心里一片茫然。
　　突然听到一声轻唤，我抬头一看，母亲背着一只旅行包站在我的前面，笑吟吟亲切而又灿烂。
　　我大叫一声，奔向我的母亲。
　　那年我六岁，母亲二十八岁。
　　附记：我母亲病逝于1988年，享年四十二岁。
　　1995年

pandaphone

残照依然不灭，而逐渐暗淡的天光将燥热逼进屋里，各种气息蒸腾起来，屋里便有了难闻的怪味。母亲对此浑然不觉，也许她就那样睡着了。这时，门玻璃上出现了一张模糊不清的脸，仿佛贴在上面，一动不动。